铁路工会的复兴与壮大，引发了北洋军阀政府的高度关注。
1924年5月初，直系军阀北京卫戍总司令王怀庆公开发出通电，责令北京政府发布禁令，严厉取缔所谓的“过激行为”。
5月13日，湖北共产党组织秘密机关被湖北督军萧耀南的军警查获，逮捕了京汉铁路总工会委员长杨德甫和几个工人。
杨德甫在被捕后，不幸变节，透露了全国铁路总工会在北京的秘密机关位置及其负责人信息。
北洋军阀政府交通部在接到京汉路局的密函后，迅速向京师警察厅下达了严查指令。
5月21日凌晨，京师警察厅派遣侦缉队对全国铁路总工会的隐蔽机构展开突击搜查。不幸的是，总工会干事彭子均与李凤林落入了敌手。与此同时，铁路工人名单以及大量党的文件与往来信件亦遭查获并被没收。
紧接着，侦查人员于腊库十六号的杏坛学社成功拘捕了张国焘及其妻子杨子烈，并在现场查获了中共三大相关文件及众多信件。
张国焘
被捕之初，张国焘尚存一丝侥幸心理，与敌方巧妙周旋。
直至5月24日，京师警察厅仍未获得任何具有实质性价值的口供。
此情此景，可从当日《北洋政府警察厅呈报拘捕张国焘的文件》中窥见端倪：
根据交通部密函内容，京汉路局报告称，武汉稽查处已抓获工会首领杨德甫等人。经审讯，这些人供出了在京、沪等地设立的工党通讯机构以及主要党员的姓名和住址，相关名单已抄录并密报上级。
该订单所述北京机关地址为后门铁匠营二十一号，负责人为张国熹先生与张坤第先生。需对此情况进行详尽核实，以确保真相大白，防止事态恶化。
即刻派遣侦察队，依循既定地点迅速出动，对拘传对象进行追捕。结果仅捕获彭子均、李凤林二人，现场搜获全国铁路总工会的一份委状。询问张国焘目前所在之地，二人皆表示不知情。
复督伤该队，赶紧设法侦查。嗣在腊库十六号杏坛学社内，查获张国焘同一女子杨子烈奸宿，当场搜出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大会决议宣言书，并信函多件。
研讯对象张国焘，年方二十五岁，籍贯江西萍乡，目前就读于北京大学哲学系四年级。
杨子烈，年方二十，籍贯湖北枣阳，目前就读于法政大学，学业尚在继续之中。
彭子均，年方二十二岁，籍贯湖南湘阴，现为北京大学旁听生。
李凤林，年届三十八岁，乃大兴县东坝人士，现于铁匠营担任茶役之职。
张国焘与杨子烈均享有自由选择配偶的权利，目前尚未步入婚姻殿堂。彭子均在为张昆第提供协助，但关于其所属党派，尚不得而知。
李凤林供：张昆第已于前六、七日，由铁匠营往西车站出京。追讯共产党鼓动各路工问题，均极狡猾不肯吐实。
查阅委托状上所列总干事张特立之名，询之张国焘，询其是否即为该别名，却反复回避不答。
进一步证实，查获李钟英从上海寄出的信件，信中附有沿海省职工联合会以及苏维埃华工总会致全国的联名信。
又讯彭子均，初供与共产党毫无关系。适由驻铁匠营侦探接到保定狱中工人寄伊来函，始认充全国铁路总工会书记。
研讯模糊，闪烁回避。
杨子烈
杨子烈，一女子也，就读于法大，与北大男生张国焘陷入爱河，情投意合，却羞涩地自诩为“自由夫妇”，如影随形。她对张国焘的所作所为心知肚明，却坚称自己一无所知。
居于伊所居之杏坛学社，我打开陈女士的箱箧，从中搜得由上海寄来的信件。信中附有一本中国国民党上海妇女运动委员会的宣言，此宣言显然证实了与张国焘同志的合作关系。
面对审讯进展缓慢，警察厅转而诉诸刑讯手段。据1925年5月28日的《申报》报道：
张等被捕后，随即被拘押于鹞儿胡同的侦缉队内。据侦缉队内部传出的消息，近日来对张等人进行了严格的审讯，然而，他们并未提供任何有价值的口供。
自昨日起，侦缉队便展开了严酷的拷问，每日施以三四次的拷打之苦。
在敌人的严刑逼供下，张国焘等人的坚强防线瞬间崩塌。
张国焘，别号克仁，年方二十五，江西萍乡人士，曾就读于北京大学。去年十月，他与张昆第（亦称张守诚）共同租赁了铁匠营二十一号的北房三间。至去年十一月，张国焘迁至腊库十六号的杏坛公寓，并在此与杨子烈女士自由结婚，开始了共同的生活。
历经学校教育的国焘，专注于经济学研究，深感马克思主义的理念与“孔子不患寡而患不均”的教诲相契合，因此对其深信不疑。同时，陈独秀（即实庵）曾是北大的学长，与国焘之间有着师生情谊，两人的信仰亦颇为相似。
国焘素怀爱国激情，积极参与抵制日本的各项运动。他坚信，唯有推广平民教育，方能为国家振兴之路注入生机。陈独秀亦对国焘的为人颇加重视。在陈独秀以共产主义旗帜召唤之际，民国十年间，独秀曾致函邀请国焘共同投身革命。国焘亦积极响应，致力于提倡平民教育，投身社会事业。
去年，陈独秀踏入国民党的大门后，不久国焘亦步其后尘，相继加盟。因此，国焘在国民党内部被视作共产派的一员。依据国民党的纲领，共产派是较晚加入的新成员，他们的主张尤为强调抵御外国的侵略行径。
自去年国焘加入该党以来，他并未担任任何职务，可谓是名符其实的挂名党员。鉴于共产派目前尚处于起步阶段，组织架构尚未完善，成员数量也相对有限，因此至今并未开展任何具体的革命行动，活动多集中于学术研究和宣传领域。
在派内，国焘负责劳动教育事业，而与之相识的工人虽为数不多，却也使得他们对铁路总工会有所了解。调查发现，铁路工人多年以来已经失去了工会的组织，铁路工会亦无固定的办公机构，目前仅剩十余名工人身陷囹圄。
狱中工人普遍生活困苦，无人照料。幸得各地工人纷纷伸出援手，因此，我们暂时以铁匠营二十一号作为联络点，而没有直接提及铁路总工会。之所以被称为铁路总工会，是因为我们以这个名义汇集了来自各处的工人捐款。
国焘与保定在狱中，彼此之间建立起深厚的友谊。同时，国焘内心深知，践行自己所信仰的理念，理应给予他人帮助。因此，他始终坚定不移地支持铁路总工会的救济事业。
”
所谓《工人周刊》虽已出版多年，由工人周刊社负责编辑。在去年春季之前，国焘也曾作为编辑团队的一员，挂名于该刊社，然而他并未实际负责管理此周刊。自该周刊被查禁后，出版活动便已长期中断。
所供是实
杨子烈的供词是：
杨子烈，又名杨毅，年仅二十岁，出生于湖北枣阳，目前正就读于北京法政大学。
去年十二月，我迁至腊库胡同十六号的杏坛公寓，与张国焘先生喜结连理。日常，我于法大接受教诲，上午在法大用餐，而午后归来，便在铁匠营二十一号享用一顿佳肴，每月仅需支付五元的伙食费。
张国焘先生专研共产派学说，他不仅是我的伴侣，更是我的丈夫。出于好奇，我也萌生了研究这一领域的想法。然而，鉴于我们结婚的时间尚短，加之学校功课繁重，尽管我翻阅了相关书籍，但心知肚明，至今尚未完整地阅读过任何一本。
不仅如此，老实说，我对“共产”二字的真正含义也是一知半解。然而，我的丈夫张国焘却因误入歧途而深入研究这种偏颇学说，最终导致了如今的局面。
身为他的妻子，我自然与这一切脱不了关系，而且我也不愿与这种联系割裂。
政府诸大人，乃民众之父母官。若民众有所过失，自当恳请大人宽宏大量，给予改过自新的机会。
铁匠营二十一号，作为铁路总工会的临时通讯枢纽，张国焘误入歧途，担任了干事一职。直至如今，我才得知，陈比难箱中被发现一封未寄出的信件，寄往我处。此事，诸位大人亲眼目睹，信件自她箱中取出时，完好无损，封口未拆，邮票上亦未见邮戳。
至于我的丈夫张国焘，此次犯下过错，理应受到惩处。然而，鉴于他年轻气盛，经验尚浅，且诸位大人向来胸怀宽广，宽恕他人改过自新，因此，我斗胆恳请诸位大人念在其初犯之身，特别予以宽容。如此一来，不仅张国焘与我将会铭记于心，即便稍有良知之人，亦当感恩戴德，永志不忘。
张国焘以为事情就此结束。
未曾想，京畿卫戍司令王怀庆持有截然不同的见解。在致警政司第二科的函件中，王怀庆如是表述：
“针对查张国焘等人私自组建路工总会，推行共产主义理念所引发的混乱，国焘煽动路工，扰乱社会秩序。经核实，其行为已严重违反刑法中关于内乱罪的规定。若不对其实行严厉惩处，将无法维护社会治安，亦不足以警示他人。”
杨子烈身为女性，却在法大就读期间与北大男生自由恋爱，其行为有悖善良风俗，毫无羞耻之心，理应依法处理。待进一步详细审讯并确认其供词后，再行制定具体的处理方案。目前，有关审讯的进展情况，特此函报。”
在卫戍总司令部，张国焘忍受不住敌人的严刑逼供，勉强筑起来的防线彻底垮倒，他贪生怕死，终于向敌人供出了李大钊、陈独秀、谭平山、张昆第及北京的共产党员等。
王怀庆5月30日致内务部密函称：
案据京师警察厅解送拿获共产党人张国焘等一案，业将审讯情形函达在案，兹派员将张国焘提讯明确，据称：伊等以私组工党为名，实行共产主义。
陈独秀担任南方地区的领导者，谭铭（平）等三位才俊辅佐其共同推进；而在北方，李大钊担任首领之职，他携手张昆第等人共同助力事业的发展。
北方地区党员人数众多，其中大半由教员和学生构成，一时之间，具体的记忆略显模糊。
党务事宜，时常进行商讨。其中，参与讨论的男党员包括黄日葵、范体仁、李骏、高静宇（又名高尚德）以及刘仁静、方洪杰等；而女党员方面，则有陈佩兰、缪佩英等积极参与。
李大钊担任北京大学教员，其风度翩翩，本应谨守师德，严于律己。然而，他却公然提倡共产主义思想，意图扰乱国家宪法，其胆识之大胆，行径之不法，令人咋舌。
除张国焘等先行向大总统呈报并依法受到判决外，对于其余逃犯李大钊等人，亦应相应通知贵部予以关注，并迅速转令严格追捕，务必将其绳之以法，确保治安稳定，遏制乱象滋生。
但敌人并不以此为满足，进一步对张国焘施加刑罚。张国焘也索性一不做，二不休，进一步供出了他所知道的全国铁路各工会的共产党员。
6月2日，王怀庆密告内务部。
案据京师警察厅解送拿获共产党人张国焘等一案，业将审讯及供出党魁李大钊等情形先后咨达在案。
据悉，他们私自组建铁路总工会，目的在于将其作为实现共产主义的通讯机构。
陈独秀担纲南方领导之职，李大钊执掌北方大权，党员众多，其中大半均为教师与学生，众多姓名一时难以尽记。
党务工作者中，南方地区有谭铭（平）等三位，而北方则有张昆第等人士参与。各条铁路沿线均活跃着党组织的工人，近期搜查所得的名册，正是记录了各条线路工人联络点的情况。
首先，倡议各路工人组建工会，旨在未来争取提高工资待遇，进而推翻军阀与资本家的统治，实现共产主义理想。
该犯等竟敢在首都之地擅自组建工会，借共产主义之名煽动铁路工人，虽未实际发动暴乱，但其意图扰乱国家宪法，已是昭然若揭。
除李大钊等人业已通过正式渠道要求严加缉捕外，特此抄录各路工人名单，并请贵部予以查核。望贵部即刻转令相关部门，迅速全面开展搜捕行动，务必将涉案人员绳之以法，确保路政安全，遏制事态进一步扩大。
内务部接到王怀庆的两个密咨后，立即密咨交通部、教育部，密令京师警察厅，“严加注意”，迅速缉拿李大钊等共产党。
李大钊、赵纫兰伉俪
得知消息后，李大钊迅速乔装成商人，并带着儿子李葆华同行，一同逃往昌黎的五峰山寻求庇护。与此同时，全家人也一同迁回乐亭的故里。
正值李大钊辞别京城的那个夜晚，反动军警突袭了他的宅邸，进而追踪至其在乐亭的故里，意图将其捕获。
两次扑空后，6月11日，北洋军阀政府内务部发出了对李大钊等共产党人的通缉令，并密令各省长、都统、镇守使、护军使“严速查拿，务缉归案”。
这时，李大钊在五峰山接到中共中央的通知，委派他为首席代表，率领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到莫斯科出席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
于是，李大钊再次乔装成商人，悄然返回北京，与几位代表会面后，随即各自搭乘火车，离境中国。
被张国焘等出卖的共产党员中，自然不可能像李大钊那样幸运能脱离危险，如范体仁、孙云鹏、吴鹏九、叶云清等人都不幸被捕。
另有超过40名被开除及通缉的人员。北方铁路工人的运动再次遭受了沉重的打击。
他如何在敌人的审讯面前展现无畏的勇气；如何被强制按上手印；又如何选择绝食抗争。
然而，他并未否认，其后他所获得之优待，乃是一般罪犯所难以企及的。
他如此解释道：
“至于我最终能够化险为夷的幕后真相，出狱之后，王法勤先生曾亲口告知我，这一切并非他之力；而是齐燮元先生的一番话，无意间发挥了关键作用。”
昔日，王怀庆手持我曾于其上留下指纹的公文，前往曹锟面前请示处理之策。曹锟毅然决然地回应道：“将他处决！”
此刻，江苏督办齐燮元欲展示他应对革命党人的手段，便旁征博引地说：“若将这些乱党枪毙，他们必将喧哗抗议；不如将其永久监禁，任其在牢狱中憔悴而终。”
曹锟闻言，随即转变态度，对王怀庆下令：“便依照齐老弟的建议行事吧！”
此乃曹锟亲信侍卫所透露之言，亦是我由内乱犯沦为内乱未遂犯的关键所在。
张国焘的辩解显得相当牵强，设想一下，若敌人意图将他处决于狱中，又怎会对他施行特殊关照呢？
可信解释有两点：
首先，鉴于他投敌后立有功勋，敌人遂免其死刑，并对其施以特殊优遇。
首先，外界各方人士所进行的营救努力已显现出一定的成效。
若言张国焘之叛逃，乃因不堪酷刑，被迫出此下策，那么他此后对革命前景的疑虑，实则源于内心的深处。
他在回忆录中记录了这些文字。
在狱中的沉思对我日后的行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总的来说，它削弱了我这位当时年仅二十七岁的青年心中那份勇往直前的锐气，同时也磨平了我为人处世时过于直率的锋芒。
往昔岁月，我常怀揣着对自然科学的浓厚兴趣，立志成为一名青年爱国者。然而，世事无常，我竟转变为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者。在这过程中，我对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哲学及历史学等领域的研究，要么不足，要么根本未曾涉猎。想要在这片领域取得显著成就，我深感自己准备不足，仅凭满腔热忱，实难成事。因此，适度收敛雄心，似乎更为明智。
我对于在中国如何实践共产主义，始终未能理清头绪。而对于国民革命以及民主共和国的理念，我却有不少思考。我认为，若要取得显著成效，或许需要跨越一个漫长的历史阶段，甚至可能远远超过陈独秀所提及的“三十年”。
我的疑虑主要源自对“革命”这一概念的思考。如今，我不再如往昔那般对革命抱有盲目信仰，而是将其视为一种极端手段。我认识到，革命并不能彻底解决众多社会问题，甚至可能衍生出诸多不良的后果。
我沉浸在对苏俄革命、孙中山领导的中国革命、中共的成长历程，以及马林等人的激烈争斗等历史片段的回忆中，自觉对它们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对于“团结”、“组织”、“权力”、“领导”、“政党”以及“革命”本身这些概念，我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发现了它们的复杂面相，它们既能成为推动历史车轮前进的强大动力，也可能演变为毁灭人类文明成就的烈焰。
我也了解了马林对我所使用过的种种手段，在共产党内发生，是毫不足怪的；如果对这些事感到惊奇，实在是自己当时过于天真。
四个月时光流转，共产主义信仰与革命信念的动摇，让他在囚室中的日子愈发沉闷与乏味。即便待遇尚可，他却对未来充满迷茫，不知命运将如何摆布。日复一日，他在焦虑中度过时光。难道余生将注定在铁窗中度过？这样的凄凉念头不时在他心头萦绕。
此时，一场突如其来的重大变故，如晴天霹雳，彻底改写了他的命运轨迹。
这就是震惊中外的北京政变。
冯玉祥和蒋介石
1924年10月23日，正值直奉战争烽火连天之际，直系将领冯玉祥果断倒戈，引发了震惊一时的北京政变。随之，由直系势力把持的北京政府宣告崩溃，京畿卫戍司令王怀庆亦被迫卸任。
冯玉祥在北京政变中崭露头角，随后与张作霖、段祺瑞携手，共同组建了联合政府。他对于广东的革命政府表示出了深切的同情，并愿意与孙中山携手共进，同时将所属部队更名为“中华民国国民军”。
中国共产党利用这一时机，由李大钊出面，多次做冯玉祥的工作，把二七惨案以来一批被捕的工会领袖和骨干营救出狱。
金秋十月将尽之际，一位新上任的警备司令草率地进行了简短的审问，随即宣布释放张国焘等所有被羁押者。
张国焘竭力克制住内心的狂喜，与杨子烈携手疾步走向监狱的出口。
此刻，范休仁同行者质问他为何不率先指控那些直系军人，针对政府曾经侵犯人权的行径提出控诉？
张国焘的回答是：
政局的变动错综复杂，我们能够安然外出，实属幸运。且让我们暂时放下心中的怨怼，将全部心力投入到未来事业的蓬勃发展之中吧！
张国焘夫妇出狱后暂居赵世炎家。
众多同志纷纷前来探望，众人对他们得以重获自由均深感欣慰。
在与同志们的交谈中，张国焘得知，自他们几人被捕以来，党组织迅速发起了抗议与营救活动。《向导》周报接连刊登了《工界厄运重重》、《汉口之党狱》、《告劳动平民和青年学生——为汉口北京党狱》、《北京之党狱》等文章，对这些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对革命运动实施的镇压行径进行了严厉抨击。同时，该报还发动了参众两院议员李国珍等19人联名致信内务部总长，强烈要求释放包括张国焘在内的所有被捕同志。
听闻此言，张国焘内心深感羞耻，无颜以对，羞愧之情油然而生。
相较同志们齐心协力营救之举，我个人的背叛行径显得尤为可鄙！
他下定决心，绝不能透露自己在狱中背叛组织的实情，只为维持同志们对他的信任。于是，那位背叛者竟厚颜无耻地向被其背叛的党组织吹嘘，如何在敌人的严刑逼供下，他紧咬牙关，坚忍不拔，未曾泄露党的一丝一毫机密。
他的生动叙述，竟然带来了出乎意料的反响，凡是听闻他那些“英雄壮举”的人，无不对他肃然起敬。
张国焘的隐瞒成功了！
倘若非新中国成立后，人们在尘封的档案中寻得他的亲笔自供以及警察局保存的相关资料，世人或许至今仍无从知晓他在1924年那段经历的真相。
大家视他为英雄。
他不仅赢得了众人的信任，更在日后逐步跻身党和军队的领导中枢。
经过一段时间的静养，张国焘似乎又重拾了他往日的角色。
他将心中对革命的倦怠深深掩埋，转而关注起党内事务以及国共合作的进展。从外在表象来看，现阶段的张国焘与被捕之前的他并无显著差异。
正如张国焘所亲口所言，在度过四个月的铁窗生涯后，又经过四个月的深刻反思，他的思想发生了显著的转变。他隐藏了自己的真实想法，转而以一种消极且圆滑的姿态面对周遭的一切。面对共产国际的指导、共产国际代表的决策，乃至党的最高领导人陈独秀的指示，他不再提出尖锐的异议……
长久以来，众多深受历史虚无主义及国内外敌对势力的阴谋论所烙印的人群，往往先入为主，轻率地信赖那些根本经不起推敲的虚假历史（充斥着大量篡改事实的案例），固执己见，且自以为是地认为自己已经掌握了真相。
纵使青山横亘，终究抵挡不住东去的江水，真相终将揭开，昭然若揭于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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